波澜壮阔百年史 沧桑巨变忠士魂——读《北京法源寺》有感

发布时间:2012-12-31 作者:卓然 来源:重庆梁忠总承包部 【字号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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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初闻李敖之名,已是十余年前。那时年少未经世事,不知学问为何物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逢好友推荐,方知世间有此人。掐指算来,那时李敖复出文坛亦近二十载。
  后细观李敖,方知此人确为二十世纪文坛史坛骂坛之翘楚。其广泛涉猎,满腹经纶,言语幽默,博闻强识,文风犀利,桀骜不驯,嬉笑怒骂皆成文章,实乃当世之奇才。联想起香港中文大学周保松教授论道教育和政治哲学的文章,不得不慨叹,此等学术之集大成者兼个性之极度张扬者,莫不出于港台,或者再确切一点,莫不深受港台文化之浸染。虽然李敖本身亦是话题不断,但无论如何,其三千五百万字的煌煌巨著已经为其思想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,人生有此财富留存于世,足矣。纵观古今中外,事业有成、青史留名者,总是谣言非议不断,但是非功过,自有历史评说。我们且将目光转向这部情节构思紧密、气氛悲凉厚重、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的历史小说——《北京法源寺》。
  《北京法源寺》一书,收藏于《李敖大全集》开篇第一册,成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乃李敖于狱中构思,出狱后所作。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云“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”,李敖监禁而作《北京法源寺》,正映此道。由是观之,磨难苦痛之于心态之冷静、思想之迸发,确有奇效。该书构思独特,角度新颖,内涵丰富,实乃述史析理之上乘佳作。掩卷之余,感慨万千。因时间精力所限,择其一二以记之。


一、 插叙历史常识、典故之笔法值得称道


  本书开篇楔子为“神秘的棺材”,既奠定了本书悲怆厚重的基调,亦形成了本书独特的叙事风格。从北京人欢度中秋节的传统到北京人送死的考究,从北京城城门的方位介绍到皇宫的建筑风格,从清朝宫廷女人的尊卑地位到中国皇帝的特殊喜好,从古代镖局的发展到刽子手行刑的讲究,诸项历史常识的插入,丰富了作品内容,也满足了读者补充历史常识的口味和需求。而在各个关键环节的历史典故的引入,又使得作品中人物观点的论证有理有据,义正词严。从此角度,吾不得不言,著《北京法源寺》之李敖,非评论家李敖,非作家李敖,实乃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李敖。
  更为难能可贵者,为作者对作品中史事的考证。如同作者本人在后记中所言“它的精确度,远在历史教授们之上”。对历史事实进行考证后反复校对,并在此基础上去伪存真,是一项繁琐且细致的工作,由此可见作者本人深厚的历史学术功底和其扎实严谨的写作态度。笔者在阅读过程中亦对其中某些历史史实进行了查阅核实,亦未曾发现有错误纰漏或演义篡改者。由此观之,李敖不仅是个严谨的作家,更是一个令人尊重的历史学者。在此,用吾手中之笔和还算年轻的额头向老爷子致敬!
 

二、 对书中部分思想的个人见解


  正如作者本人所言,本书举凡重要的主题:生死、鬼神、家国、君臣、忠奸等都在论述之列。作者通过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三人之口,一一论述了上述主题,观点鲜明,见解独到。
 

1、 之于生死


  众所周知,谭嗣同之死,非不得已为之,完全是其心之所愿。其一心求得一死,以此证明西太后的蛮横无耻和大清王朝的不可救药,并据此证明改良救国道路的失败。但细读作品之人会发现,谭嗣同之所以力排众议执意如此,还在于其认为光绪帝肯接受变法建议,只是困于其受西太后所制,大权旁落,无法将变法进行到底。在谭嗣同眼中,光绪帝是不可多得的“明君”,虽满汉有别,但其心志早已超脱民族障碍,完全以解救天下苍生为己任。故从梁启超和谭嗣同之间的对话中可看出,谭嗣同决心一死,既有“死事”的成分,亦有“死君”的成分。
  但值得一提的是,光绪帝从其上台的那一天起,其身份和地位就决定了其不会是也不可能是一位真正的“明君”。即光绪非不愿做明君,而是其无法做明君。光绪本身就是日渐没落的大清王朝走向衰亡的畸形产物,虽其力主变法自强,但其左右不了西太后的思想和行为,也撼动不了其至高无上的地位。他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控制,更无法控制这个王朝的走向。由这样一位傀儡皇帝推行变法,试图对西太后的统治造成威胁,变法的悲剧结局早已注定。
  由此观之,之于“死君”,光绪帝本来就不是所谓的“明君”,只是一个傀儡,为一傀儡皇帝表面的“开明”而死,毫无意义。之于“死事”,谭嗣同一再强调,他要用自己的死来证明变法之路不通,更是荒唐。不通又如何?谭嗣同参曾经向梁启超表示,意图让大家看到谭嗣同之死,认为其在变法之路上走出了最光荣的一步,让大家沿着谭嗣同的脚步继续前进。可问题在于,谭嗣同之死即意味着变法的彻底失败与被扼杀,变法之路如何继续前进?谭嗣同深层之意在于,后续之人看到此路不通,必转向他路,但问题在于,此路不通,他路就一定通?若是他路亦不通,死的意义又何在?而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,革命派同样是以失败而告终。
  再者,即便光绪帝是真正的明君,也能够持掌大权,变法就能成功么?非也。康梁谭的时代,我们的民族已经丧失了几十年变法自强的宝贵光阴。而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在遭受鸦片战争的重创之后就开始变法自强,是有深层次原因的。正如蒋廷黻先生在《中国近代史》中所言“第一,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,对现有文化的固守根深蒂固;第二,我国文化史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。文化的摇动,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;第三,中国士大夫阶级最缺乏独立的、大无畏的精神。”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存在,中国的变法是很难推行下去的,因为这个阶级的阻力很大。依当前的观点,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就是现在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混合体,这都是当时的实权派人物,因为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未成气候,还远远达不到当前社会经济精英的影响力,所以士大夫阶级的政治倾向就能够代表整个社会的政治倾向。康梁谭三君虽皆为饱学之士,但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,终究无法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做出清晰正确的判断。尤其是康君,总是以为只要光绪帝能够亲自推动变法,变法运动就会成功,完全忽视了皇帝背后隐藏着的巨大阻力,想法未免过于简单。
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,置个人生死与度外,这是中国人倡导的崇高价值。但生要有价值,死要有意义。谭嗣同之死之于这个腐朽没落的王朝,无关痛痒,完全是无谓的牺牲。


2、 之于家国


  中国人之于家国的概念,或许可以用《国家》的几句歌词说明“一心装满国,一手撑起家,家是最小国,国是千万家。在世界的国,在天地的家,有了强的国,才有富的家。”舍小家顾大家,虽然言之凿凿,但真正能够做到者,寥寥无几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,均是为了大国利益和前途,置个人安危荣辱完全于不顾的先驱。尤其是谭嗣同,身为名门望族之后,完全可以自由自在、快慰平生,但其舍弃了锦衣玉食的生活,饱读诗书,足迹遍及祖国名山大川,最后把生平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变法运动,为了改变大清国的命运,至死不渝。其事其情,可歌可叹,亦绝非一般仁人志士可为。尤其是其在决定从容就义之前,写书几封,分别与兄弟、父亲、妻子、老师、同学,一一诀别,让人读来肝肠寸断。但其意已决,个人亲情、爱情、友情在国家前途命运面前,早已不再重要。
  依我之见,康梁谭此三君均为谭嗣同口中之“圣雄”。但“圣雄”并非就应该是一定要为国家而死,在特定的环境下以死殉国或许是为国做出的最大贡献,但是在另外的条件下,不一定如此。所以真正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,不一定非要以死殉国,也不一定非要做到力挽狂澜于即倒、力挽大厦之将倾,而是要为国家做出自己能够做到的最大贡献。必须献身的时刻勇于献身,不必以生命为代价来换取社会进步的时候不做无谓的牺牲,而是保留生命的火种,留待日后东山再起。以此为论,康梁还好,谭嗣同似乎钻进了信仰的死胡同,无论他人如何规劝,也没有再走出来,这是我中华民族之遗憾。
 

3、 之于忠奸


  中国历史上,忠奸相对而立。非忠者,奸也;非奸者,忠也。但在中国人的概念中,“忠”的概念已经被异化,诚如书中康有为所言,中国传统的“忠”的概念分为“相对的忠”和“绝对的忠”,在历史演进过程中,“相对的忠”未能正常发展下去,而“绝对的忠”一直演变成三纲五常的境地。所谓“绝对的忠”实际上就是被极端异化之“忠”,中国人常讲“君让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,倡导臣对君绝对无条件的服从,这本身就是中国封建制度愚昧残暴的一面。伟大的晏子不为齐庄公而死,这才是真正的忠臣。
  汤明总经理在很多场合给我们讲过一句话“君有道则从君,君无道则从道”,正是此理。真正的忠臣,是忠于自己内心的“道”,忠于自己的信仰,而不是忠于自己的上级或某个人。君是有道之君,则从君,因为君即道;君为无道之君,则从道,因为君非道。不论君有道无道均无条件从之,那是“愚忠”的表现。齐庄公是因为苟且之事被杀,乃无道之君,若盲目死之,非但不是忠臣,亦羞辱了自己的人格。但晏子没有这样做,所以他是伟大的人物。
  书中所举屈突通和尧君素之例,亦颇具代表性。屈突通是隋朝将领,后投降唐朝,但其部下尧君素誓死不降,二者均为忠臣,区别在于屈突通入《唐书》,尧君素入《隋书》。尧君素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忠臣,为国效命,至死不渝。但屈突通身为背叛者,之所以亦能以忠臣之名流传于世,盖因两条原因:一则其为挽救隋朝的灭亡尽了最大努力;二则其所转身投靠者,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。
 

三、 探寻历史的足迹


  读《北京法源寺》之前,莫论之于这座寺庙的历史风云,即便是对于这座寺庙的名字,亦是闻所未闻。但读罢此书,笔者对于所有书中所涉及的地点,均兴味盎然。无论是曾经血雨腥风的菜市口刑场,还是当年的悯忠寺,无论是那个群贤毕至的浏阳会馆,还是那口让人不寒而栗的珍妃井,均有前去一探究竟的欲望。当然,兴趣最浓的当属这座法源寺。我在内心一直告诉自己,此一行非去参观某个景点,而是前去探寻历史的足迹。因为这座寺庙有着说不尽的故事,因为这座寺庙承载了太过厚重的历史。
  法源寺之行是在一个周末的上午。当日阳光明媚,微风拂面。法源寺周围之于我而言,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区域。但正是这块地方,是当年北京城的繁华之地,亦是风云之所。法源寺的大门藏在教子胡同南段东侧,若是首次前来,必经一番沿途打探询问方可知晓。法源寺周围分布着会馆、教堂、清真餐厅,近之即可闻到扑面而来的别样气息,或许不同的人们来到此地,都能找到合适的精神皈依。
  从教子胡同南端一个东西向胡同东行两百米左右,即可看到法源寺的朱漆大门。大门历经多年沧桑,朱漆早已泛白,仿佛在述说着法源寺悠久的历史。门口两位老人跪地要求施舍,或许是抓住了前来求佛之人的善根。大门对面已经被开拓成了一个休闲广场,人们在广场上或漫步、或静坐,轻松自在,与眼前这座千年古刹肃杀悲凉厚重沧桑的气氛,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  从侧门而入,法源寺即于眼前呈现。因寺院东路正在装修,建筑工棚随处可见,材料堆放满地,寺院显得有些残破不堪,但寺内花木繁多,清新淡雅,为寺院增添几多春色。传闻当初法源寺以海棠闻名,但如今为丁香所取代。放眼望去,满园丁香成林,香气怡人。
  寺院东西两路皆是两个法物流通处,陈列佛门商品若干。当年佘法师和康有为的促膝长谈仿佛就在眼前,梁启超谭嗣同的慷慨陈词依然回荡耳畔,然百余年已过,斯人已随同当年的风云一起埋进浩瀚的岁月长河,只有眼前这座古刹,依然矗立在此,静静述说着历史。
  再往前走是大雄宝殿,大雄宝殿正中供奉的是“华严三圣”,即毗卢遮那佛、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像,据说均为明代所造,木胎、贴金罩漆。正中的毗卢遮那佛端坐在须弥座上,显示着圣主的威严。跪地三拜,绕道大雄宝殿之后,是悯忠阁。     现在的这座悯忠阁,已经不是当年“悯忠高阁,去天一握”的高阁了,经过几代的修复重建,它没有之前那么高耸,但是“悯忠阁”几个大字在阳光的照射下,依然熠熠生辉。步入悯忠阁,左右两侧陈列着《法源寺志》,《法源寺志》讲述了法源寺自建寺以来的历史变迁。陈列展台一侧,是历代有关法源寺的石刻。
  寺院之中,古树参天,香火旺盛。加之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此地建立了中国佛学院,现该寺已经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和佛学研究的重地。矗立寺院之中,久久不能平静,百余年的风云激荡仿佛还未散去,空气中依然弥漫着血雨腥风的味道。但是风雨之后,一切归于平静,一如现在的法源寺,它很平静,很平静,宛若之前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从未来过。留身于此,你会真切体会当年佘法师为何将三十岁后的余生奉献于此,此乃乱世之中一难得的清净之地,是颐养性情修养身心的上佳之所。
大雄宝殿之前,有经书若干,均为免费赠阅之物。择净空法师2002-2007年讲《华严经》之集粹《华严辑要》,请回寒舍。
  他日再至法源寺还愿,顺道将经书奉还。
  《北京法源寺》作为一部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力作,实至名归。谭嗣同故居有湘人余德泉撰写的对联:“壮矣,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,终成国恨;快哉!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,长醒吾民”,以寄其志;我言“壮矣,力作祭忠魂而铸伟业,终成正果;快哉,古寺历沧桑以阅风云,气贯长虹”,以表吾心!
  期待重读《北京法源寺》,重访北京法源寺。
  是为读后访后小感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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